澳门新葡亰平台一流古典名著的合格整理本——读点校本《毛诗传笺》

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当初就直接称为《诗》,据说是由孔夫子亲自删定编辑而成的。孔子教学生几门功课,即以《诗》打头,他说过:“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思无邪。”又说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。”由此都可见他对这部自编教材的重视。

由西汉毛亨传、东汉郑玄笺的《毛诗传笺》称得上是中国古典第一流名著了,可是长期以来没有一个通行的点校本,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中华书局出版的孔祥军点校本《毛诗传笺》,收入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典籍丛书”,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缺憾。我和门生分工拜读了这个点校本两遍,明确感受到这是一部标点、校勘都过关的合格的整理本。

秦火以后其他典籍散佚严重,《诗》“以其讽诵,不独在竹帛”,故尔继续存在于人们的口头;到汉朝天下安定下来以后,比较容易地得以重新写定。因为有不同的传授、诠释派别,分为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,其中“今文”的齐、鲁、韩三家西汉时立于学官,即得到国家的承认,得以进入官方的学术、教育体制;毛诗起先只是在民间流传,到东汉才立于学官。可是后来今文三家渐渐衰亡,毛诗一枝独秀,成为人们阅读和了解《诗经》的主要依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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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毛诗”因其重要的传人毛亨、毛苌而得名。据说毛亨是荀子的学生,着有《诗故训传》,简称毛《传》,“传”就是注释的意思。“传”与所注之“经”合称“经传”;在古代士人的心目中,“不见经传”的东西就是草根闲文,是非正宗的野狐禅。毛亨的工作未能做完,由赵人毛苌补足之,于是毛亨被尊称为大毛公,毛苌则称小毛公,二公成了最有权威的《诗经》专家,由他们传播解释的《诗》三百即称“毛诗”。

《毛诗传笺》

到东汉末年,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,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此后毛诗的地位更高,传播得更火,三家则走向萧条零落。不过郑《笺》的立言兼采三家,又有若干自己的新见,并不完全跟着毛《传》走。到唐朝,由孔颖达等文化高官奉敕为儒家经典的旧注释再加注释,这就是所谓“疏”。其《诗经》部分以毛诗的传笺为工作底本,成《毛诗正义》七十卷,列入官书《五经正义》之中。孔《疏》讲《诗》非常之细致,总结了唐以前《诗经》的研究成果。这一套毛《传》、郑《笺》、孔《疏》乃是对《诗经》权威的解说。唐代以后,世人所读的《诗经》,全是《毛诗》。至此“毛诗”二字与《诗经》几乎成了同义词。

毛亨传郑玄笺

只列毛《传》、郑《笺》的《诗经》可合称为《毛诗故训传笺》,简称《毛诗传笺》。毛《传》、郑《笺》、孔《疏》三项齐全的《诗经》一般称为《毛诗注疏》,流传甚广,曾收入不同版本的《十三经注疏》中;近贤整理本也有好几种,如北大本、台湾本、《儒藏》本、上古本等等,群贤毕出,一时称盛。各种《毛诗注疏》的部头都相当庞大,一般来不及一一细读,要区分其间的短长高下殊非易事。

孔祥军点校

“疏不破注”,在服务于《诗经》的三驾马车中孔《疏》相对次要。最近我选读了一本最新面世、篇幅也较小的《毛诗传笺》,意思无非是尽可能有效率地重温《诗》三百,而防“无以言”。

中华书局

《毛诗传笺》的版本,近代比较流行的是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初编影印的宋刊巾箱本二十卷,此书近年来作为善本又得到了“再造”。又近年来中外所藏的毛诗古本纷纷影印行世,例如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南宋刘叔刚一经堂刊刻之十行本《附释音毛诗注疏》曾由汲古书院影印面世;另外两种宋本(监本《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》《纂图互注毛诗》)也有了影印本,颇便采用。孔本《毛诗传笺》注意广搜众本,唐开成石经和全部宋刻本都在他的视野之内,又注意参校出土文献和多种中外写本,取精用弘,有力地保证了全书的校勘质量。

西汉初年经学大师鲁人毛亨为《诗经》作《故训传》于其家,以授赵人毛苌。河间献王得而献之,以毛苌为博士。毛亨、毛苌传授的《诗经》称为“毛诗”,他们的注释称为《毛诗故训传》,与鲁、齐、韩三家《诗》并行于世。东汉时期《毛诗》盛行,经学家如卫宏、郑众、贾逵、马融、郑玄皆治《毛诗》。郑玄合《诗经》、毛传而为之作笺,成《毛诗传笺》,在后世传授最广,影响最大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,有许多学者阐发《毛诗》和郑笺,但基本亡佚。唐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、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都选择《毛诗传笺》为标准文本。唐代雕刻的《开成石经》虽然没有注,但经文却采用了《毛诗传笺》的“毛诗”文本。孔祥军选择《毛诗传笺》作为点校对象,是对《毛诗》经文和古注的一次系统性整理,具有重要意义。

这里最值得称道的是孔祥军对底本的选择。他没有采用那些大有来头、古老而且显得名贵的本子,却选用了相对平易的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刊元代相台岳氏《五经》本《毛诗》,其理由是相台《五经》源自南宋廖莹中世綵堂本《九经》,忠实可靠,且有句读。用为底本,工作起来最为靠谱而且事半功倍。选择底本在古籍整理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,选得不佳,具体操作起来将事倍功半,自己给自己添乱:须多写许多校勘记,头绪甚繁,负担甚重,容易出现错漏;读者也容易看得厌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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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书家往往以书籍的古老或罕见为珍贵,而研究者则以其优秀的程度来决定它是否为善本。清代内府本的《毛诗传笺》虽然去今未远,也不罕见,但确实优点最多:本书毅然选用为底本,应该说是明智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底本选好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小半,但这需要对有关典籍相当熟悉,事先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,具有深刻的文献学眼光,并不是容易的事情。大道至简,而要认识这个“道”却远不简单。

孔祥军点校本以清代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仿元相台本《毛诗传笺》为底本,是恰当的选择。岳本翻自南宋廖莹中刊本。廖本以建安余仁仲刻本为主体,精加校雠,更至臻善。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称余仁仲本《九经》为善本。廖莹中氏以余仁仲本不免偶有误舛,遂合诸本参订,又圈句读,后来居上。廖本失传,岳本是根据廖本重刻的,也失传了,所幸乾隆末年武英殿据天禄琳琅藏岳本重刻了《相台五经》,使这个善本得以衍传。现存的宋代《毛诗传笺》版本中,主要有南宋巾箱本、两个纂图互注本。纂图本大约是以南宋余仁仲刊附释文本《毛诗》为基础,加上纂图、互注、重言、重意等内容形成的。“纂图互注重言重意”类经书,文本质量一向评价不高。宋刊巾箱本《毛诗故训传》,虽然是《毛诗传笺》存世最早的刻本,但也是坊刻,用字不规范,且脱讹衍漏较多。如《小戎》经文“小戎俴收,五楘梁辀”下,脱传文“小戎兵车也”五字,他本不脱。宋刊本还有南宋刘叔刚刻十行本《附释音毛诗注疏》,但也是讹误较多的福建坊刻本。如宋十行本《緜》经文“陶复陶穴未有家室”下传文“狄人之所欲”,宋刊巾箱本同;纂图本二种、仿岳本作“狄人之所欲者”。从上下文来看,以有“者”字为长。又《緜》经文“陶复陶穴未有家室”下笺文“诸侯之臣称君曰公”,宋刊巾箱本同;纂图本二种、仿岳本“称君曰公”作“称其君曰公”。当以有“其”字为长。又《云汉》经文“趣马师氏,膳夫左右”下笺文“又无赏赐也”,宋刊巾箱本同;纂图本二种、仿岳本“又”作“人”。学界一般认为,宋十行本经注及释文部分来自宋余仁仲本,但是从异文情况看,以余仁仲本为基础而成的纂图本二种在某些文字上与仿岳本更近,而宋十行本经注更接近宋刊巾箱本。宋十行本经注部分的校勘质量并不高。宋十行本而下的元十行本、永乐本、闽本、监本、毛本、殿本、阮本,皆以宋十行本为祖本。因此,选择仿岳本为底本是谨慎的。

记录校勘成果的方式可以有多种,孔祥军点校本《毛诗传笺》采用定本加校勘记的方式。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文本读起来清晰流畅,篇幅也相对节省,而其困难则在于要求点校者对相关异文的优劣具有准确的判断力。底本上的某个字在他本他书中有异文,如果用底本加校勘记的方式比较省心,一一说明某本某书作某字就可以了;而用定本加校勘记之法,这个字在定本中改不改,就颇费斟酌,这种“定其是非”的艰苦劳动读者是看不到的。鲁迅先生说,他校定《唐宋传奇集》的办法是“本集所取文章,有复见于不同之书,或不同之本,得以互校者,则互校之。字句有异,惟从其是”。难就难在这个求“是”上。如果用底本加校勘记之法,就可以把这个求“是”的任务交给读者,点校者就轻松得多了。孔祥军在《点校凡例》中说“本书校勘,力求简洁。”这就是自己来挑“定其是非”的重担、少让读者费力的意思。古籍整理者不能怕多干活。这工作很累人,所以也很有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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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要注意的是,这副“定其是非”的担子要确实挑得动,如果力气不足而勉强去挑,问题将很大。鲁迅说过,“明末人好名,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,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,以为错字,随手乱改。不改尚可,一改,可就反而改错了”。刚愎自用,大胆妄改,必将贻误读者,愧对古人。当下对于古籍的“伪整理”比较多见,所以这种定本加校勘记的办法虽好,恐怕不宜提倡。本书采用全式标点,比较困难的引号和专名号加得很准确。断句亦佳,偶见可商榷者,却也无伤大雅。

《诗经名物图解》中的“荠”资料图片

本书最前面的《点校说明》写得很专业,凡有论断,皆交代了出处。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,就是对毛《传》、郑《笺》文学方面的价值及其局限未置一词。《点校说明》原可以这样来写,但这部《毛诗专笺》是列入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》的,文学书而完全不谈文学,只讲文献层面的种种,总是一个缺憾。本书如有再印的机会,建议在这一方面做出适当的补救。

版本选择的办法自然非校勘不可,孔祥军在校勘方面用功甚勤。他以武英殿重刻岳本为底本,广泛搜集了唐开成石经本、宋刊巾箱本、宋刊白文本、日本静嘉堂藏旧抄本、纂图本二种、宋十行本,进行了通校。又以南宋刊单疏本《毛诗正义》、淳祐十二年刻《毛诗要义》、宋刻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、宋刻递修本《经典释文》等作参校,是对《毛诗传笺》的一次全面校勘。在此基础上,对异文进行考定,如仿岳本《板》经文“昊天曰旦,及尔泳衍”下有笺文“人仰之皆与之明”,孔本改“与”为“谓”,并出校勘记云:“谓,原作”与”,据诸本改。案:《要义》所引、《读诗记》所引并作”谓”。”改动有充足的版本依据。在参校的版本当中,我们发现,孔本使用了宋本《毛诗要义》。这部《毛诗要义》当源自已经失传的越刊八行本,有较高的校勘价值。我们注意到孔祥军在完成《毛诗传笺》点校之前,曾撰文《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藏〈毛诗要义〉考异》(《域外汉籍研究》第十四辑》),就揭示《毛诗要义》当中的疏文较之宋十行本,多有胜处。《毛诗要义》所录经注,虽不及节录疏文那样丰富,亦弥足珍贵。参校《要义》,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八行本失传的遗憾。孔祥军的校本比较丰富,其中日本静嘉堂藏旧抄本、宋十行注疏本等,都是阮元未见到的。这对读者了解各本的异同,大有帮助。如《车舝》笺文“人皆庶几于王之变改”,孔本出校勘记云:“人,日抄本作”心”,十行本作”必”。”从书法角度考虑,人、心、必这三个字有内在关系。

《毛诗传笺》,孔祥军点校,中华书局2018年11月出版,定价56.00元

孔本的标点断句相当谨慎。如《韩奕》经文云:“汾王之甥,蹶父之子。”郑笺云:“汾王,厉王也。”孔本于经文“汾王”未加专名线,于笺文“汾王”下加专名线。原因是毛传云:“汾,大也。”是毛传释“汾”为“大”,而郑玄以为“汾王”是厉王,孔本于此处经文当中的“汾王”不加专名线,而郑笺当中的“汾王”却加专名线,从而体现出毛传、郑笺的不同。又如《鱼丽》传文云:“草木不折不操,斧斤不入山林。”初读起来,似乎点作“草木不折,不操斧斤,不入山林”更为顺畅,然而孔颖达《正义》云:“草木不折不芟,斤斧不入山林,言草木折芟,斤斧乃入山林也。草木折芟,谓寒霜之劲,风暴又甚,草木枝折叶损,谓之折芟……定本”芟”作”操”。”据此,可知孔本的标点是根据孔颖达《正义》。从这些细微之处均可见标点的精当。这是全书在标点断句方面一以贯之的风格,值得充分肯定。

当然,这个点校本也不是完美无缺的,个别地方也还可以再作斟酌。如《韩奕》笺文“以期先祖侯伯之事尽子之”,仿岳本同,然江南书局摹雕仿岳本改“子”作“予”。检宋刊巾箱本、宋十行本、日抄本作“予”,当以作“予”为是。又如《遵大路》:“无我恶兮,不寁故也。”陆德明音义:“寁,市坎反。”仿岳本同,国图藏宋刻递修本《经典释文》亦同。黄焯《经典释文汇校》引宋毛居正《六经正误》云:“帀坎反,作”市”误。”又引段玉裁云:“毛说是。”盖“帀”“市”形近之讹,当予指出。对全书来说,这只是白璧微瑕,希望重印时稍作修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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